原载2000年7月18日百姓信报

     二000年四月二十二日上午，我所在的蚌埠振华律师事务所接受龙岩亲属的委托，指派我为龙岩提供法律帮助。接受指派后，在与龙岩亲属的交谈中得知，龙岩于二十日下午被蚌埠铁路运输检察院叫去蚌埠雪龙宾馆，已有两夜没有回家了。于是我带上会见手续，于上午十时左右赶到蚌埠雪龙宾馆。在那里我首先遇到了两位检察长和反贪局的程鹏副局长。我递交了会见的法律文书，说明了来意。那位程副局长告诉我，他们并没有立案，只是找龙岩“配合”工作。我指出：既然没有立案，只是配合工作，那龙岩是自由的，我马上要见他。在得到他们同意后，程副局长陪我去了另一间房间。在那里我看到，除了龙岩还有一位检察院的人。（系退休返聘人员）我向龙岩出示了律师执业证和其妻的委托书，并告之他，你是自由的，随时可以离开这里。但是当龙岩提出，要回家洗澡，要回家拿衣服时，程副局长却不同意。并说：你要走，就刑拘你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龙岩只能“自愿”留下，继续“配合”工作。

     四月二十四日早晨，我接到龙岩母亲的电话，得知龙岩仍没回家。于是在当日上午十点，与助手再次前往蚌埠雪龙宾馆。首先碰上了程副局长。我对他说：四天了，龙岩怎么还在这里，即使传唤也只能12小时，这样做太过分了。并要求会见。那位副局长先以正在问话，再以要看我们的手续和等他安排为由，不让我们会见。最后以他们要办公为由，要我们离开。

     正当我们在宾馆的厅里与其他检察人员讲话时，看到龙岩在程副局长的陪同下走了过来。这位既懂法，又有权的副局长见到我就说：龙岩说了他不需要律师。我对龙岩说：我是你妻子聘请的律师，如果你认为不合适，可以写明，我带给你妻子。龙岩不同意。我又说：我替你作记录，你说我记。这时程副局长插话说：龙岩已被刑拘，我马上去拿刑拘通知书。我站起来要跟着去。程副局长又不去拿了。正当我们为龙岩作问话笔录时，反贪局的一位工作人员拿着一份墨迹未干的传唤通知书过来，说他们是在传唤龙岩。我注意到这份传唤通知书开具的时间是四月二十三日晚上22点。而那时已是24日中午11点了。

     龙岩真的不想请律师、不需要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吗？检察院是否真的传唤了龙岩？请看下面我们与龙岩的对话。时间：二000年四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点，地点：蚌埠雪龙宾馆大厅。律师问：我们是你妻子聘请的律师，你是否同意我们为你提供法律帮助。龙答：同意。问：检察院说今天已经传唤了你，他们是否向你出示传唤通知书。答：没有向我出示任何东西。今天在你们律师一再要求下，他们拿给你们看，我才看到。

      当我们要离开蚌埠雪龙宾馆时，龙岩又一次提出：我要回家。我们再次告之了他应该享有的权利。可让人感到遗憾的是，在检察人员说了，你不能走，我们要为你的安全负责的话后，龙岩又一次“放弃”了行使自己的权利。龙岩不懂法，也就不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。这是龙岩的悲哀。

      检察院的人他们不会不懂法吧！懂法，为什么还要违法呢？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九九八年六月八日发布的《对违法办案、渎职失职若干行为的纪律处分办法》第三条规定：立案前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按照《检察官纪律处分暂行规定》第十四条、第十六条的规定处理。这个检察院的人不会不知道吧！知道，又为什么置之不理呢？这是法律的悲哀。

      作为律师，眼看着个别检察人员滥施淫威，践踏法律，我是多么的软弱。我是律师，可我却不能保护我的当事人的合法权利。我是律师，可我却没有能力制止违法行为的延续。这是律师的悲哀，更是法律的悲哀。

     我不知道龙岩是否构成了犯罪。但是，即使他犯了罪，在被立案前他至少也应享有一个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吧！犯罪，不是检察院可以违法的前提。

     记得有学者说过这样的话“在自己的权益面临威胁时，人们不仅关注自己利益被剥夺的实际结果，而且也重视自己被对待的方式；在不幸的结果确属不可避免的情况下，人们可能更加注意自己是否受到了公正、人道的对待。”国家为什么要制定刑事诉讼法，就是为了防止执法人员在司法活动过程中滥用职权，防止他们任意或随机地剥夺个人的自由、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，从而使他们的行为纳入到法治的轨道。遵守法律，依法办事，对司法人员尤其重要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000年五月十四日

        法律的悲哀----这仅仅是“悲哀”吗？司法公正在哪里呢？公民的权利又在哪里呢？在自己的执业实践中有多少这样的无奈！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8年11月